“红十八师张正坤部向北佯动，全军坚决向东南，突破澧水、沅水封锁线，推进湘中，而后西进黔东石阡地区，创立新苏区。”
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在桑植县刘家坪的龙偃峪召开联席会议。这是军分会主席贺龙在刘家坪会议上下达的指令。
早在9月29日，红2、6军团行进到湖南省石门县磨岗隘，机要科收到一份明码电报，电文称：“弼兄，我们已到甘南，密码老四处。”落款为“弟豪”。“伍豪”曾是周恩来的化名。机要科长陈琮英兴奋地去找任弼时。要知道，红2、6军团和中共中央、军委失去电讯联络已经三个月了，这份电文对红2、6军团来说太重要了。
红2、6军团正在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贺龙在会上总结半年来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经验，动员粉碎新的“围剿”。主持会议的任弼时见陈琮英来了，急忙走到主席台边。听到陈琮英讲电文是明码发过来的，刚刚欣喜过望的任弼时立时又皱起了眉头：为什么没用和中央密定的密码?是丢失了，还是国民党军的圈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当即在会场外研究了电文，最后决定：为慎重起见，立即用密码回电，并要求回电说明2、6军团领导人的名字。第二天，回电来了，改用密码，2、6军团领导人的名单也正确，但署名不是周恩来，而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任弼时感到虽有疑点，但总算和上级联系上了，心里踏实多了。
此时，蒋介石在几次“围剿”红2、6军团失败后，任命陈诚为宜昌行营参谋长，亲自部署新的“围剿”计划，调集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总兵力达40万。战术上，以堡垒为依托，逐段筑碉，层层推进，妄图吃掉湘鄂川黔苏区。
红2、6军团指挥部决定突围，跳出堡垒区去打运动战，争取在湘黔边的石阡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把这一决定用明码报告了军委。
10月中旬，以朱德和张国焘名义的复电终于到来。电文中没有回答红2、6军团急于知道的诸多军事形势问题，只是对2、6军团的决策提出意见：“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你们行动方针由兄等按实况决定，我们只做一些建议。”
10月17日和23日，红2、6军团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2、6军团的行动有3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
11月2日，红2、6军团回到湘鄂川黔苏区中心地桑植。省委、军分会、省革委会、省军区进驻刘家坪的龙偃峪，红6军团驻瑞塔铺，红军大学仍驻桑植城，红18师仍驻茨岩塘。
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在龙偃峪召开联席会议，认真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
自9月份来，蒋介石部署的包围圈逐渐形成，湘鄂川黔苏区四周都是封锁线。苏区虽然经过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澧水、沅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军军事、经济、政治三管齐下，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到西康和四川边界，红一方面军也已渡江北上，红2、6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有被消灭的危险。突围之后不远去，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很难恢复原来的根据地。如果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
“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保卫老苏区。”
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加上上述分析，刘家坪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刘家坪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决定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中共桑植党史办覃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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